最后，左宗棠总结说：
窃维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堕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且即原奏因节费起见言之，停止制造，已用之三百余万能复追乎？已购之器三十余万及洋员洋匠薪工等项能复扣乎？所谓节省者又安在也？臣于同治五年奏试造轮船时，即预陈非常之举，谤议易兴，事败垂成，公私两害，所虑在此。兹幸朝廷洞瞩情形，密交疆臣察议，成效渐著，公论尚存，微臣稍申惓惓不尽之意。否则，微臣虽失以身家性命殉之，究于国事奚所禆益？兴念及此，实可寒心！
十几天后，沈葆桢的奏折也到了。他与左宗棠风格相似，开门见山说，“伏维自强之道，与好大喜功不同。自固藩篱，为民御灾捍患，是时势所不可缺”。针对宋晋认为已经议和，不必造船行此猜嫌之举，反驳说，“果如所言，则道光年间已议和矣，此数十年来列圣所宵旰焦劳者何事，天下臣民所痛心疾首不忍言者何事，耗数千万金于无底之壑、公私交困者何事？若以造船为猜嫌，有碍和议，是必尽撤藩篱，并水陆各营尽去之而后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