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日本时初晤孙中山，影响很大。本来，章太炎虽早知孙中山其人，却未见面。1897年，章太炎在上海，“因阅西报，知伦敦使馆有逮捕孙逸仙事，因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氏‘心甚壮之’”[23]。他又说：“是时上海报载广东人孙文于英国伦敦为中国公使捕获，英相为之担保释放。余因询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24]但当时对孙中山还是了解不深，即便在政变发生、避居台湾时，还错误地认为孙中山不能与《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并称”[25]。但甫抵日本，和孙中山相晤，情况就不同了，他们“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1899年7月17日（六月初十日），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26]虽尚有微词，仍誉为“卓识”，可见他这次和孙中山初晤，留下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解辫发》最早登在《中国旬报》，登出时，还有章太炎的《来书》和《请严拒满蒙人入会说》。《中国旬报》又是兴中会在香港所办，由陈少白“承刊”。《来书》谓：“去岁流离，于□□君座中，得望风采，先生天人也。”又说：“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对之期望甚殷，那么，《来书》是写给谁的呢？□□又是谁？查《来书》寄于1900年，“去岁流离”宜指1899年“流离”日本。这时，孙中山、陈少白都在日本，陈少白主持《中国旬报》，有人认为《来书》寄给陈少白，但我以为还是指孙中山为宜。因为：一是《来书》谓“于□□君座中，得望风采”，章太炎是在梁启超座中获见孙中山的，上揭《口授少年事迹》言其事，□□应指梁启超；二是《来书》谓“数年以来，闻先生名”，章太炎恰恰在1897年就听到孙中山伦敦遇难事；三是《来书》对收信人甚为钦伟，誉为“天人”，章太炎当时给汪康年的信也称孙中山有“卓识”。章太炎一般不轻易谀人，似不会誉陈少白为“天人”。那么，章的《来书》写给孙中山，寄交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主办的《中国旬报》，就非同一般“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