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各政党的关系方面，卡普里维并不想过份依赖各右派政党，而是希望与其他政党或政治势力也保持友好关系。他给天主教会补发了在文化斗争中被扣留的国家补助金，归还了被没收的汉诺威居尔夫家族的财产，停止了1886年开始的压制波兰人的措施，通过社会政策缓和了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些平衡政策都有一个限度，那就是不损害君主和国家的权威。就此而言，卡普里维的政策是一种开明的保守主义。
但是卡普里维在实施国内“新路线”方面并不顺畅。首先，卡普里维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他与保守党之间的冲突和决裂。新的贸易政策侧重于关注工业界的利益而忽视了对农业的保护，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因而遭到以大庄园主为核心的保守党的强烈反对。他们把降低农产品关税视为对德国农业的极大威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893年2月18日，大庄园主成立了旨在保护德国农业界利益的“农场主同盟”，抵制政府的新贸易政策。
其次，卡普里维在缓和与在野党的关系方面也出现了挫折。1892年春，普鲁士文化大臣策德利茨特吕奇勒（Robert von Zedlitz-Trützschler，1839—1914）向邦议会提出新的学校法草案（Schulgesetzentwurf） ，据此，普鲁士各城市的混合教派学校的校理事会将由教派理事会接替，教会有权考察老师讲授的宗教课程是否合理。这一草案迎合了中央党的口味，却遭到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和科学界、教育界的强烈反对。策德利茨最终被迫辞职，草案也因此撤销。结果，卡普里维两边都不讨好，自由党人批评其支持草案，中央党人则对于撤销草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