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朱厚照即位不久，我掌管了司礼监，马永成掌管了东厂，谷大用掌管了西厂。按理说他们都是听命于我的，可自从“匿名状”事件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些人隐隐有与我分庭抗礼的苗头，而我对东西厂的掌控力也已经越来越弱。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创立一个直接效忠于我的特务机构。
“内厂”就此应运而生。
可想而知，内厂创立之后，其职权范围迅速覆盖并超越了东西厂和锦衣卫，其侦缉对象不但包括百官和万民，甚至把东西厂和锦衣卫本身也囊括在内。从此，内厂缇骑四处、朝野人心惶惶。后世的史书称：时东、西二厂横甚，道路以目。瑾犹复立内厂，自领之。尤为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凡所逮捕，一家有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起大狱，冤号相属……
在世人眼中，这是一种典型的“恐怖政治”。
可是，如果不让世人普遍觉得恐怖，我又如何获得安全感呢？
我的第二项创举是“罚米法”。
所谓罚米法，就是凡有官吏失职或犯法者，皆“以米赎罪”，而且必须在指定期限内自费把米运到指定的边镇，数目从一百石到二千石不等。我之所以有这项创设，其目的有三：一、充实早已空虚的边镇粮储，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二、借此机会进一步打击政敌；三、迫使更多的人为了免罪而向我行贿。所以，此举可谓一石三鸟、公私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