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医学检测后，我动了动似乎被封印许久的身体，肩膀膝盖发出一阵嘎吱响声之后，久违般地站起身来、走出机舱。刚出舱门，迎面而来的不是摆渡车，而是阵列整齐的救护车，我大概扫了一眼，约莫二十辆，想来一旦发现感染乘客，救护车会立马将其运到方舱医院救治。我透过口罩，猛吸了一口石家庄的空气，回头对师弟说：“你瞧，咱这阵仗，甩了日不落的群体免疫十条街！”
师弟白眼回话：“之前是谁不愿走？是我吗？”
反正有口罩遮着脸，我也省了泛红回应，然后直接奔下楼梯。
我们顺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飞机后又在航站楼里完成了体温测量、信息核查和第一次核酸检测，所有医学检测结束后，才被送到郊外的一处隔离酒店。
进入隔离酒店的单人房间后，我立马脱下皮衣皮裤皮靴和帽子，扔在工作人员分发的医用垃圾袋里，严严实实密封之后，才摘下戴了一天一夜的护目镜和口罩。摘下的那一刻，我只感觉生疼，因为眼镜框已经嵌在了肉里，口罩的绷带更是让耳朵变了形，红得像冬天生的冻疮。忍痛摘下之后，我在镜子里发现脸上多了数条深且红的沟壑，手轻轻一摸，是真疼。
